夏承焘

1900 年2月10日生，1986年5月11日去世。1918 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。 1930 年，由浙江省立第九中学（即浙江省严州中学）转之江大学任教。曾任浙江大学教授。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；《文学研究》杂志编委、《词学》杂志主编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。1986年5月11日，夏承焘因病在北京逝世。他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夏承焘先生作为杰出的词学家，既是传统词学的总结者，亦是现代词学的奠基人。

20岁以后，北到冀晋，西入长安，视野扩大，阅历加深，写下了不少忧时愤世之作。30岁前后，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、《唐宋词论丛》和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等词学专著上，但并未放弃吟咏。30岁后专攻词学，弘博精深，对我国词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。他一面继承历代词学之长，一面对传统词学作了多方面的开拓与创新，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、词乐、词律和词史，大大扩展了词学研究的领域，为词学走向科学化、系统化与理论化的轨道作出了突出贡献。50岁前后，进行词学研究的同时，还写了不少奇思壮采的创新之作。

凝聚着夏承焘先生毕生心血的近千万字著作中，有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30种，未结集论文百余篇，待整理出版的著作尚有多种。其中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、《唐宋词论丛》、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等，都是有词学以来少有的巨著。他还创作了大量诗词，其代表作为《夏承焘词集》、《天风阁诗集》，并写了独具特色的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。夏承焘先生之学术成就，还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。1981年后任中国韵文学会名誉会长、《词学》主编等。

往事略集

夏承焘先生于1927年至1930年在九中任教。他的事业就是从这里起步，开创词学研究新风，使传统的词学走向科学化、系统化，成为海内外公认的“一代词宗”。

1927年下半年，夏承焘一到九中就在藏书楼发现了丰富的图书，令他喜出望外，一头扎进了书籍的海洋。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欣喜之情：“在师校图书馆理旧书，有涵芬楼影印廿四史，浙局‘三通’、啸园丛书等，借二三十本归，在严州得此，如获一宝藏矣。夜翻《隋书》、《宋史》、‘三通’，作《白石词考证》，得数事，甚得意。十一时寝。”晚年他回忆起这段往事，仍然记忆忧新：“每天上完课，就钻进书库读书。在那里，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，披沙拣金，往往见宝。”

夏承焘没有上过大学，但他后来却走上了大学的讲坛，成为著名的教育家、学者和诗人。他的学问全靠自学。他晚年总结读书经验时说：“笨是我治学的本钱。”他认为，读书没有捷径，不能取巧，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取得成就。他说“笨”字很有趣，头上顶着竹册（册是串好的竹简，是古代的书籍），就是教人要用功。用功是人的根本，所以“笨”字从“竹”从“本”。自己天资很低，正因为这样，促使自己奋发苦学。从七八岁上学起，几十年来，除了生大病，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。最重要的是要多读。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”

发现藏书楼的“宝库”之后，他尽情地在书海中遨游。白天教书，晚上和节假日就埋头苦读，博览群书，其用功之勤，为常人所不及。在日记中常常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兀兀终日，双目为瞀。”“竟日伏案，用心过劳，口舌为干。”等等。遇有创见和心得，就忘了苦读的辛劳：“大喜出户。素月流天，庭叶无声，几三更矣。”“晴日满窗，乱书坐拥，萧然自得。”据尚存的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底的日记统计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，他阅读、扎录的古今中外各类书籍达368种之多，创作诗文一百多篇。

后来发表在北大燕京学报上的成名作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以及奠定他词学泰斗地位的重要著作《唐宋词人年谱》，都是在九中执教的三年时间内写成的。1986年5月11日，因病在北京逝世。

桃李之师

191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。解放前历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、浙江大学教授。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，（LSSDJT COM）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等职务。他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被誉为“词学宗师”的夏承焘先生，从教60多年来，夏先生善于奖掖人才，扶植后进。桃李门墙，济济多士。然而他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，从不以师道自居。出于夏氏门下的，都深受其赐而又不为所限，有的在学术上得以独立发展。夏先生是一位全心全意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导师，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外国学者慕名远道前来向他求教的，络绎不绝。如今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。

词成一派

词学是由诗学分离出来的一门专业学问，兴起于两宋，盛行于清朝。旧词学长于词的外在形式的考订与词集校理，而疏于词史与词学理论的系统研究，因此历代词学著述虽然繁富，研究路子却不免逼仄，难得融会贯通之要旨。进入20世纪后，词学研究才逐渐步入科学、系统、现代化的轨道，取得了多方位的成果。夏承焘先生正是现代词学的杰出代表。他承晚清词学复兴之余绪，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理念，结合其深厚的传统学养与扎实的考订功夫，锲而不舍，精勤探索，以毕生之力，在词人年谱、词论、词史、词乐、词律、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，构筑起超越前人的严整的词学体系，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，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。

夏承焘先生词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词人谱牒之学。20世纪以前，词学界对词人生平不予重视，史籍、词集中有关词人的传记多简约不详，各类杂书、笔记又往往传闻异辞，互相牴牾，或以讹传讹，不加考辨，以致许多词人身世茫然，无可究诘，不少作品亦因此隐晦不显，难以考稽。近代王国维撰《清真先生年表》，为考订词人行实导夫先路。但系统开创词人谱牒之学，奠定现代词学之科学基石，实从夏先生开始。早在30岁前后，夏先生即专心致力于词人研究，他旁搜远绍，精心考辨，匡谬决疑，积年累月而成《唐宋词人年谱》十种十二家，由此唐宋词人生平事迹若绳贯珠联，清晰可辨，信实可靠，部分难解作品亦得到妥贴的诠释。十种年谱问世以后，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。赵百辛先生盛赞“十种并行，可代一部词史”；唐圭璋先生则誉之为“空前之作”；日本学者清水茂教授撰文指出：“今日研究词学，此必为重要参考书之一。”

除词人年谱外，夏先生在词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多方位的开拓，取得了全面的研究成果。他的《唐宋词论丛》、《月轮山词论集》、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》、《龙川词校笺》、《词学论札》等都是承先启后、卓有建树的经典之作。在词韵、词乐、词谱研究方面，夏先生致力尤勤，有关唐宋词声律的著述造诣精深，多有发明。在词集整理方面，夏先生对白石、龙川、梦窗、放翁词集及《词源》的笺校，功力深厚，成绩卓异；尤其是白石词笺校，疏解之精湛，考订之翔实，搜辑之宏富，无人能出其右，学术界推为“白石声学研究的小百科全书”，确非虚誉。在词学评论方面，夏先生既吸收了旧词论的精华，又突破了旧词论的局限，目光如炬，阐发透辟，昭示了现代词学理论的发展方向。他对唐宋词发展脉络、表现形式的综述，统摄全局，精密周详；对易安、白石、稼轩、龙川、放翁等词家的评论剖析，独具只眼，迥出时流。

夏承焘先生还以其出色的诗词创作印证并丰富其词学理论。其《天风阁词集》前后编作为当代不可多得的词集，显示词人出入白石、稼轩、遗山、碧山诸家，取精用宏，兼具独特个性与时代特色。

夏承焘先生对于中国当代词学建设所做的贡献是相当卓著的。与前辈词家、词论家及同辈词家、词论家相比，无论是词学考订、词学论述，或者是词的创作，先生都有独特的建树：

在词学考订方面，先生是尊体派的中坚力量。他既继承了前辈词学家的未竟之业，又有所增添、发展。尤其是谱牒考订，更是硕果累累。如果说，王鹏运、朱孝臧为中国词学创立了校勘学，那么，先生就是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．而且，先生还将考订工作推进词乐领域及词法领域，他“对于唐宋词之声律，剖析入微，前无古人”，47他的词例归纳，将为后来者打开无数法门。先生在词学考订上的独特建树，对于中国词学建设所起的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。

在词学论述方面，先生善将词学考订中的某些成果体现到作家作品研究中去，不仅使先生的论述具有超越时流的优势，又为反思、探索阶段对于思维模式及研究方法的思考提供借鉴，先生的独特建树是具有一定超时价值的。

在词的创作方面，先生不以尊体自限，而是兼收并蓄，再造新体。即，他不仅“妄意合稼轩、白石、遗山、碧山为一家”，而且“欲合唐词宋诗为一体”48。在这点上讲，先生可称为尊体派中的“左派”。因此，在当代词坛，先生的瞿髯词是一般作者所难以企及的。

以上三个方面，既是先生为中国词学发展所增添的新内容，又是先生的真传。当然，经过六十几年的努力，先生并未能将其全部工作进行完毕，所谓未竟之业，这是需要后来者进一步加以继承与发展的。但是，作为“一代词宗”夏承焘先生，他的名字将永远与中国当代词学联在一起。